7月26日下午，刚从安徽老家来厦和父母团聚没几天的14岁少年陶志从出租房内跳楼自杀，是什么原因让他跳的这么义无反顾呢?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留守儿童中多数孩子与父母聚少离多,只有不到三成孩子一直跟在父母身边,而且有近半父母不知孩子需要什么,超九成家长认为孩子太叛逆。（8月2日，东南网）骨肉难得相聚却又上演人间悲剧，着实令人嘘嘘不已。那么，又是谁导演了这出人间悲剧呢？

任何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期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关爱，聚少离多的留守儿童更是不能例外。对于自杀的留守儿童陶志,我们不妨设问一下，他爲什么要偷钱?他偷钱为什么只买手机而不去打游戏机？买手机是赶时髦，还是希望回家以后可以与父母更好地联系？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孩子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由于常年累月外出打工，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亲情教育和家庭教育几乎完全荒废，导致孩子与父母亲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亦或是“熟悉的陌生人”。正是这种心理隔阂和认同错位，使得极小的问题也很容易触碰到孩子们那容易破碎的心灵，这种亲情的断裂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带来家庭的悲剧。然而，这种被自杀的悲剧却是断裂的社会下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惹的祸。

学者孙立平曾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中国社会处在城乡二元断裂的格局之中。他认为，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断裂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中，资源在城乡之间相互流动，农民工作为廉价的人力资源成为了断裂社会中最为主要的连接纽带。他们作为农村的精英却流向了城市的底层。为了摆脱先赋性的户籍等体制束缚，他们游离于城市之间努力奋斗，成为了二元断裂中新增加的处境尴尬的“一元”。作为“第三元”的城市农民工群体，他们不甘于回归农村，却又为城市所不容；他们在定位于城市而又不得不回归于农村之中“漂离不定”；他们奉献了青春年华，被迫牺牲了家庭孩子，成就了城市的雍容华贵，然而绝大多数又不得不在年华耗尽的时候，被城市所抛弃。

留守儿童就是被体制牺牲的链条中最为末端的一环。受限于行政主导下的户籍制度和与之相关联的体制，他们不得不与父母分离，留守在农村，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与父母的相见成为了一种“奢望”，一种最为强烈的期待。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工兄弟们感受到城乡的巨大差距，感受到城市竞争的压力，希望自己孩子来日能鱼跃农门、出人头地。当满怀期望的父母对于难得在父母怀抱中放纵一回的孩子提出责骂的时候，这种家庭意识的“二元断裂”往往会成为一种“致命的伤害”。

更让人忧心的是，伴随着农民工二代的出现，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实质性缓解，留守儿童反而出现“代际更替”的“固化”趋势。面对这种趋势，不知道着眼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何时能够把继承了几千年的“户籍制度”彻底废除，让这 “吃人”的制度彻底地见鬼去呢？